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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秀心語】劉曉寧:將生活塑造成適合學術研究的方式 ——我在學術道路上的一點體會


                    2019-07-08 09:54:16      來源: 《山東社會科學報道》2019年6月30日第90期     責任編輯:賀劍     人氣:

                    編者按:

                    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今天,新時代中國青年正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既面臨著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時代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滿懷期待地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青年理論人才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希望。培養造就更多有遠大理想、優秀品德和真才實學的青年理論人才,是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任務。山東社會科學院歷來有重視青年、造就青年、重用青年的優良傳統。近幾年來,在實施“創新工程”和“高端智庫”建設中,一批優秀青年人才脫穎而出、砥礪成長,已成為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為充分發揮這些優秀青年人才的示范作用,經院領導批準,在習近平總書記“5·17”講話發表三周年之際,《山東社會科學報道》特隆重開辟“新秀”專版,陸續推介山東社科院優秀青年人才的學術成就、治學經驗和成長體會,以更好推動青年理論人才茁壯成長。


                    將生活塑造成適合學術研究的方式

                    ——我在學術道路上的一點體會

                    劉曉寧

                    寫這篇文章時一直懷著誠惶誠恐的態度。一是學術之路尚短,談感悟為時尚早;二是并未取得有分量的成果,談經驗力有不逮。只能講講自己在學術道路上蹣跚學步的體會,以向前輩與同仁求教,同時也反思和鞭策自己。

                    學術研究是獲取知識、繼承和發展理論、開拓新領域、探索新發現、提出新思想的研究活動,這種活動固然需要與他人的探討與交流,需要走出去開展調查研究,但在我看來,做學問歸根結底需要練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你能否在學術道路上有所成就的基礎。這種能力的練就是一段相對封閉的過程,需要耐得住“寂寞”才能略有小成,才能厚積薄發。回顧我不算太長的科研歷程,其實也是一個從忍受寂寞到習慣寂寞,再到享受寂寞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明確了將科研和學術作為終身事業的信念,并且努力將生活塑造成適合學術研究的方式。

                    明確目標

                    ——是否以學術為業?

                    在是否將科研當成終身事業這個問題上,我其實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糾結與徘徊。2007年碩士畢業時,科研工作并不在我的未來規劃當中。同當時大多數的經濟類專業同學一樣,各類金融機構是我們就業的首選,我也如愿以償地應聘到中信銀行濟南分行工作。但是很快我就發現,這并不是喜歡和曾經想象的工作的樣子。半年后,在付出入職后全部工資的違約代價,我從中信銀行辭職,通過全省事業單位統一考試考入山東社科院。金融機構與科研機構的工作性質完全不同,當時的社科院跟現在也有很大差別,科研任務較少,而我也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研究方向,甚至沒有明確是否要將科研這條路走下去,在徘徊和左顧右盼中蹉跎了幾年。回想起來,最開始將我留在社科院的其實不是對科研和學術的喜愛,而是院內融洽自在的氛圍,是親近可愛的領導和同事。真正讓我堅定走上學術道路的轉折,其實是一次偶然的出國訪問經歷。那是2010年由中國社科院組織的青年學者訪日活動,我與50多名來自中國社科院和全國社科院系統的青年學者一起,赴日本進行了為期一周的交流訪問。這是一次讓我大開眼界的旅程,不僅見識了日本的風土人情,結識了很多優秀的青年學者,還讓我在各種座談交流中目睹了中日學者的風采并產生了深深的向往。其中,更是有幾位后來聲名鵲起的學界“大牛”。雖然難以望其項背,但他們激起了我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可以說,這次短暫的日本訪問是一次體驗之旅、一次學習之旅,對我更是一次成長轉折之旅。

                    明確了目標,道路就會清晰起來。我于2011年再次考入山東大學,繼續跟隨劉慶林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四年的博士學習,辛苦卻別有滋味,也讓我漸漸強化了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這種興趣,來自于翻譯《國際貿易學:理論、戰略與實證》一書時的日日夜夜,來自于文獻研讀課上與同學們的交流討論,來自于撰寫博士論文時的焦慮感和完成時的滿足感。特別是在撰寫博士論文的后半段時期,漸入佳境的我不斷產生一些新的靈感,讓我真正體驗到完成一件自己最滿意作品的欣喜和滿足。所以,所謂靈感,應該是需要你全身心地專注一件事情才有可能產生的思想火花。于我而言,學術研究剛開始確實枯燥乏味,但當真正沉浸其中時,方能體會到其獨特的魅力和味道。雷布斯說:“人生不要太多的勉強,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可能是最佳的選擇,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那就憑直覺,如果直覺也沒有那就撞到什么干什么,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因緣注定的。”第三種情形也許是我們很多人的真實寫照,因為許多機緣巧合和陰差陽錯才走上了科研這條不歸路。那么既然是上天注定的,何不嘗試去喜歡上它。畢竟,只有喜歡,才能真正關心所研究的問題,真正專注進去,才能產生叫做靈感的思想火花。1919年,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大學所作的《以學術為業》的著名講演中,就指出了熱情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沒有這種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諷的獨特的迷狂,沒有這份熱情,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志向,他也不該再做下去了。因為無論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做,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

                    掌握方法

                    ——學會如何學習

                    碩士入學的第一天,導師劉慶林教授首先向我們強調了方法的重要性,就是要學會如何學習。這里的方法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宏觀的方面,是學習和做研究的方法;第二個層次是專業的方面,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法國物理學家朗之萬在總結讀書的經驗與教訓時說:“方法的得當與否往往會主宰整個讀書過程,它能將你托到成功的彼岸,也能將你拉入失敗的深谷。”掌握科學的方法是一切做學問者的大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劉慶林老師在初入學時要我們讀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田國強談方法——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另一篇是錢穎一談方法——理解現代經濟學。當時的我要完全理解這兩篇文章無疑是困難的,但是它讓我對經濟學研究有了一個模糊的認識,可以在之后的學習中不斷去驗證和充實。經濟學家有一句名言:“學習經濟學并不能保證你不站到領取救濟金的隊伍里,但它至少能夠讓你知道為什么會站在這個隊伍里。”凱恩斯也說:“經濟學理論并沒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

                    導師劉慶林教授的很多治學理念對我的學術之路影響甚大。比如,在文獻閱讀上,他秉持著一個有別于其他很多學者的觀點,就是讀經濟學文獻要使用倒敘法,從最新文獻讀起,而不是去啃大部頭的經典論著。他認為經濟學的發展太快,在了解基本原理之后,就需要緊跟最前沿的步伐,了解相關領域研究的最新進展。而且,讀文獻應該盡可能集中有效時間,多數文獻泛讀,少數文獻精讀,將這些文獻聯系起來,形成對某一領域的系統認識。我在博士期間精讀的第一篇文獻,是Marc J.Melitz的《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這篇論文發表于2003年,是“新新貿易理論”的奠基之作。Melitz將企業生產率異質性內生到Krugman(1980)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中,探討了貿易對產業內再分配和產業生產率的影響,模型的研究結論很好地解釋了最新的國際貿易現象,也將國際貿易學的研究視角拓展到微觀的企業層面,因此很快奠定了其在貿易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這篇文章也對我以后的研究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博士論文《貿易自由化、異質性企業出口決策與出口產品質量》,以及申請立項的第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企業異質性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都是在該文章構建的理論框架下開展的研究。說到這里,其實也帶出了我在學術研究中的另一點體會——聚焦某一領域開展持續深入研究。除了少數真正的天才,沒有人能在各個領域都成為專家,學術研究更是如此。即使有些資深經濟學家在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赫的成就,但在他們研究生涯的某一個階段,一定是重點聚焦于某一個領域的。學術研究本就是一項專業化極強的工作,只有你專注于某個領域開展持續深入的探索才可能有所突破。近幾年,隨著社科院外部影響力的逐漸擴大和一流智庫建設的深入推進,各類交辦任務和課題逐漸增多。我覺得,在完成好交辦任務的同時,一定要留出時間給自己獨立的研究主題并持續深入下去。唯有如此,才不會在學術道路上迷失自我,才有可能從科研工作者成長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學者。

                    融入生活

                    ——把生活塑造成適合學術研究的方式

                    選擇一種職業,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社會學家米爾斯說,學者既是一個職業,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學者的生活方式是圍繞做學問形成的,也就是要把生活塑造為適合學術創造的方式。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經濟現象以及人們如何進行權衡取舍的學問。正是由于資源的稀缺性與人的欲望的無止境性這一對基本沖突才產生了經濟學,迫使人們作出權衡取舍的選擇,盡可能有效地利用資源,用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欲望。而現代經濟學則按照科學的方法并運用分析工具,通過觀察、理論和再觀察,來系統地探索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現象。因此,作為一名經濟領域的研究人員,首先要養成的生活方式應該是關注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并嘗試用所學的經濟學理論去解釋它們。比如,美國挑起貿易爭端的表面理由是中國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但是任何一個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學者都明白,美國貿易逆差是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過度消費的低儲蓄模式以及全球價值鏈分工等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從雙邊的角度來談貿易平衡問題是非常荒謬的,而且,貿易戰也并不能真正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理解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貿易逆差只是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貿易戰的一個借口,好戲還在后面。

                    要培養適合學術的生活方式,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時間的有效分配。我覺得,學術這種生活方式的關鍵是保證我們有大塊時間做最重要的事情,保證最先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保證把最好的精力留給最重要的事情當中最耗費腦力的事情。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和最難的事情,則會因人而異。而且,隨著思維的深化、問題的解決,同一個學者的不同時期,同一個研究的不同階段,最難的部分可能都不相同。這需要我們根據自己的狀況進行動態調整。就我而言,我會把最好的精力留給研究工作中最難的思路構建、理論分析、模型推導等工作,而在較為疲憊或者碎片化的時間里,我會做一些不太需要腦力的程序性、操作性工作,比如搜集資料、數據錄入等。經常聽到周圍的人(包括我自己)感嘆,一年又忙忙碌碌地過去了,但是好像什么都沒做。為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并沒有將最有效的時間分配給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將時間切成了太多碎片,無法集中時間和精力去做具有創造性的研究。因此,適當排列研究和生活當中的先后順序,是學術生活的重要環節。《大學》中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講的也是類似的道理。

                    勇于挑戰

                    ——不重復做容易的事情

                    很多做科研的人可能都會經歷這樣一段時期,盡管付出了不少努力,但研究水平始終在原地打轉,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提高。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選擇重復做容易的事情。例如,新的研究只是舊的研究的重復,甚至只做一些無意義的資料堆砌。重復做容易的研究背后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也許是急于取得成果。實際上,即使僅從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做難度更大的創新性研究也是更明智的選擇。雖然創新的研究很難做,花費的時間更長,但是做完之后的收獲巨大,那是同樣時間重復多個容易的研究比不上的,這種收獲不僅體現在自己研究水平的提高上,而且反映在學術影響力和學術自信上。重復做容易的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自己是否能夠做出高水平研究缺乏自信。實際上,學術研究并不是只有思維敏捷和記憶力超群的人才能走的路,思維較慢的人可能更適合長時間的深入思考。即便最聰明的人,在學術研究中也需要長時間的投入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社會科學尤其如此。哈耶克指出,記憶困難的困惑性的頭腦,也可能通過不斷的思考做出創新的成就,甚至更有優勢。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工具,有的領域多些,有的領域少些,而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現代經濟學作為一種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這一點也給經濟學研究設立了很高的門檻,讓數學出身轉行經濟學的人比傳統經濟學出身的人更有優勢,也讓經濟學的高水平學術研究成為一件難度很高的工作。數學功底不足也是我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主要短板,因此在攻讀博士期間,我通過聽課、自學、求教他人等各種方法去彌補這一短板,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期間陸續發表的幾篇論文,都是基于中國企業層面微觀數據,利用當時較為先進的計量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但是學術研究,特別是現代經濟學研究,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博士畢業后的這幾年,我更多地參與到院內的一些科研課題當中,其中不乏山東省內的重大應用課題,比如山東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山東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山東與韓國經貿合作的實踐經驗、中日韓地方經濟合作示范區建設等,這些課題的歷練讓我在應用對策方面的研究能力有了顯著增強。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我在理論和學術性研究方面的功底逐漸弱化。這種強弱變化的直接結果是——對我而言,做應用對策類研究成了相對容易的事情,理論性和學術性的研究成為了相對困難的事情,而我似乎已經習慣于重復地做那些相對容易的事情。自省!

                    最近幾年我關注的兩個重點研究領域:一是企業對外投資的區位與模式選擇,二是出口產品質量與企業加成定價,都屬于國際經濟領域的熱門話題。比如企業對外投資問題,隨著中國近幾年對外投資的迅猛發展,以及通過工業企業數據庫與商務部對外投資企業名錄匹配使得微觀層面數據變得可獲取,學者們終于可以運用中國企業數據來驗證國際投資理論;而出口產品質量與企業成本加成問題,更是由于近年來中國學者經驗分析得出的“生產率悖論”和“低加成率之謎”,成為熱點論題。應該說,在我剛開始關注這兩個主題的時候,相關研究還鳳毛麟角,這也是兩個題目都能夠順利立項國家社科基金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由于這幾年重復做容易的事情形成的研究惰性,我實際上錯過了這兩個主題研究的黃金時間,前沿選題已成為大眾選題,創新度大打折扣。所以,在不重復做容易的事情方面,我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反思自己,也忠告各位:要勇于挑戰困難的創新性研究,而不是日復一日地重復已經得心應手的簡單研究。

                    以上,就是我在不算太長的學術生涯中的幾點體會。我清楚,在學術的道路上,自己只不過才踉踉蹌蹌地邁出幾步,學術探索之路漫漫其修遠,更艱難的攀登和跋涉還在后頭。與大家共勉!

                    (作者為山東社科院國際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曉寧簡介

                    1982年11月生,2007年于山東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同年入職山東社會科學院,2015年于山東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17年1月被評為副研究員。



                    附錄:2015年以來的主要學術成果


                    專著:

                    1.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選擇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8年11月。

                    2.貿易自由化、異質性企業出口決策與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論文:

                    1.“綠地投資還是跨國并購:中國企業OFDI模式選擇研究”,載《南方經濟》2019年第2期。

                    2.“自主研發、技術引進與制造業國內技術含量”,載《科研管理》2018年第8期。

                    3.“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與產能過剩治理——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載《經濟問題探索》2018年第5期。

                    4.“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東道國因素與企業異質性因素的共同考察”,載《經濟經緯》2018年第3期。

                    5.“企業出口強度與產品質量的相互影響——質量促進效應還是出口學習效應”,載《財貿研究》2016年第6期。人大復印資料《國際貿易研究》2017年第3期全文轉載。

                    6.“中國的關稅削減促進了異質性企業的出口參與嗎?——基于制造業企業微觀數據的實證檢驗”,載《世界經濟研究》2015年第11期。

                    7.“貿易自由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效應——基于中國微觀制造業企業的實證研究”,載《國際貿易問題》2015年第8期。

                    8.“關稅減讓與異質性企業出口強度——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層面數據的實證研究”,載《江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人大復印資料《國際貿易研究》2015年第10期全文轉載。

                    9.“‘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布局優化研究”,載《東岳論叢》2017年第9期。

                    10.“依托新亞歐大陸橋深化山東對外開放研究”,載《東岳論叢》2015年第2期。

                    11.“服務貿易如何成為發展新動能”,載《大眾日報》2019年6月5日理論版頭條。

                    12.“探索民營經濟突破發展的山東路徑”,載《大眾日報》2018年11月14日理論版頭條。

                    13.“新民營經濟:新在哪”,載《大眾日報》2018年3月21日理論版頭條。

                    14.“打造合作平臺 提升‘一帶一路’的質量和層次”,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25日。

                    15.“山東跨境電商發展還需邁過幾道坎”,載《聯合日報》2015年12月16日。

                    16.“精準施策供給側改革向縱深推進”,載《大眾日報》2017年4月19日。